從消極管理到積極介入

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》如何重塑私校治理

如果說《私立學校法》代表的是一種對法人自治的高度信任，那麼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》的出現，則清楚標示了政策的轉向。這個轉向，已非是一時政策衝動，看的出來是長期行政實務累積的必然結果。

在退場條例立法之前，主管機關面對高風險私校時，其實處境相當尷尬。理由是一方面，財務惡化、招生不足的訊號早已浮現；另一方面，只要學校尚未正式申請停辦，行政便缺乏明確法律依據主動介入。結果往往是，等到問題全面爆發，能做的只剩善後，換來的就是外界的質疑。

退場條例正是為了解決這種「看得到風險，卻動不了手」的治理困境。其核心精神，不在於加速淘汰，而在於提前管理風險，國家已不再只是旁觀者，而是直接進場接管的「風險管理者」。

新法引入的預警與專案輔導制度，實質上改變了私校與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。當註冊率、財務指標或教學品質連續觸及門檻時，學校不再只是被動等待，而必須接受輔導、提出改善計畫，甚至面對董事會重組的可能性。這樣的設計，已經超出傳統監督的範疇，屬於典型的積極治理工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退場條例並未單純以行政命令取代法人決策，而是搭配制度化的權益保障。退場基金的設計，正是為了避免在學校退出市場時，學生與教職員成為「最後承擔者」。這樣的安排，反映立法者對私校退場公共性的明確認知：退場不是單一法人事件，而是牽動多方利害關係的公共議題。

從實務角度來看，這種介入式治理並非沒有爭議。董事會往往質疑國家是否過度干預辦學自由，地方政治壓力也時常浮上檯面。然而，若回到制度初衷，退場條例所追求的，並不是控制私校，而是避免「無序退場」對社會造成的擴散性傷害。

更關鍵的是，新法重新界定了校產的定位。透過限制處分與強化公益性，退場條例明確表態：私校校產並非純粹的法人私產，而是承載公共目的的資源。這一點，正是新舊法之間最深層的差異。

總結而言，《退場條例》不只是補強《私立學校法》的不足，而是象徵私校治理思維的轉型。從消極管理走向積極介入，國家不再只是退場的核准者，而成為風險的管理者。這樣的轉變，是否能在未來十年的退場潮中發揮效果，仍有待檢驗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臺灣已無法再回到過去「等學校自己決定」的時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