舊法之謎：被誤讀的《私立學校法》停辦與解散條款

——當法人自治遇上結構性退場潮

談到私立學校退場，許多討論直覺地將問題歸咎於《私立學校法》過於寬鬆，甚至認為它成了學校「脫身」的工具。然而，若回到制度設計的原點，就會發現這樣的批評，其實是用今天的困境，反推昨天的法律。

《私立學校法》第七章關於停辦與解散的規定，從來不是為了處理大規模退場潮而設計。其立法目的也十分清楚：私立學校是以法人形式存在的公益組織，董事會負有辦學責任，也最了解學校實際狀況。當「辦學困難」已無法克服時，由法人自行決定停辦或解散，國家角色僅在於審查程序是否合法、要件是否齊備。

換言之，這是一套高度倚賴法人自律的制度。

在少子化浪潮尚未成為結構性問題的年代，這樣的設計並不突兀。學校出現營運招生問題，通常是個案；行政機關介入過深，反而可能被質疑侵害辦學自由。然而，當人口結構急遽翻轉，「辦學困難」不再是少數，而是逐年擴大必然到來的常態，私立學校法的侷限便開始浮現。

實務上最棘手的，不在於條文是否存在，而在於條文「怎麼用」。以第70條為例，法律並未具體定義何謂「窒礙難行」、「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續辦理」，行政機關審查時，往往只能依賴學校提出的財務資料與董事會決議。只要形式要件齊備，主管機關實際上很難否准。

這也導致一個現象：行政只能事後核准，卻難以前端介入。

即便學校財務早已惡化、招生長期不足，在未啟動專法機制前，主管機關仍缺乏明確法律工具介入治理。

從治理角度來看，這不是行政怠惰，而是制度本身的界線所致。私立學校法選擇相信董事會的判斷，也意味著接受其風險。問題在於，當董事會的決策不僅影響法人本身，而是牽動大量學生、教職員與公共資源時，這樣的風險是否仍屬可接受範圍，便成為必須重新檢視的課題。

這正是《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》出現的制度背景。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並非否定私立學校法，而是補上其未曾打算處理的那一塊：前期預警、強制輔導與權益保障。也因此，在雙軌制並存的過渡期，舊法看似成了「漏洞」，實際上卻只是暴露了其原本的設計限制。

理解這一點，對後續修法討論至關重要。真正需要調整的，不只是條文文字，而是我們對法人自治與公共介入之間界線的重新定位。